《网络的财富：社会生产如何改变市场和自由》（中文版）(在线阅读) 第二章第三节

当信息生产遇到计算机网络

十九世纪的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友好关系的产物。音乐是人们在彼此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听觉、重复和即兴创作的民间方式；购买乐谱、为客人演奏或参加公开演出的中产阶级方式；上层阶级则倾向于雇佣乐师到豪宅。资本以乐器的形式广泛分布于音乐家之间，或分散在表演厅（和客厅）业主手中。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依赖于现场表演。它为艺术家提供了在当地生活和表演的机会，或在文化中心成名的机会，但不会取代当地的表演者。随着留声机的问世，依靠录制、复制和发行录制音乐的具体实例–唱片–的高资本要求，一种新的、更加被动的音乐播放关系成为可能。后来发展起来的是一个集中的商业产业，其基础是在广告或偏好形成方面的大量资金投入，目的是让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那些被唱片管理人选中的唱片。换句话说，音乐产业采用了更加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许多地方的演出场所–从客厅到地方舞厅–开始被机械录音所取代，而不是业余或专业的现场演出。这种模式挤占了部分（但不是全部）以现场表演为主的市场（如爵士乐俱乐部、钢琴酒吧或婚礼），并创造了新的现场表演市场–巨星巡回演唱会。音乐产业从依赖学者型律师（Scholarly Lawyer ）模式、乔-爱因斯坦（Joe Einstein ）模式转向依赖浪漫主义最大化者（Romantic Maximizer ）和米奇模式（Mickey）。随着计算机的音乐功能越来越强大，数字网络成为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介，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工业模式的唱片业与新兴的业余发行系统之间，出现了目前关于文化生产监管–版权法–的冲突，至少在其支持者看来，这与专业表演艺术家的去中心化的、基于关系的市场的重新出现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风格化的音乐产业故事是大众传媒的典型代表。自机械印刷机和电报问世以来，从留声机、电影、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到有线电视或卫星，将信息和文化产品固定在一种传播媒介–一份发行量大的报纸、一张唱片或一部电影、一个广播或电视节目–的资本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制造一种广泛获取的信息产品，并将其传播到日益扩大的社区（通过更好的交通系统和更紧密联系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将这些社区聚集在一起），所涉及的高昂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成本削弱了非市场生产的相对作用，并强调了那些能够聚集起大规模传播所需的金融和物质资本的公司的作用。正如这些工业时代的大型机器需求增加了信息和文化生产的资本成本，从而引发了这一领域的商业化和集中化，同样，随处可见的廉价处理器也大大降低了固定信息和文化表现形式并将其传播到全球所需的资本投入成本。通过这样做，计算机和网络使得我们的信息和文化生产系统得以彻底重组，不再严重依赖商业化的集中经营模式，而是更多地依赖非专有性的占有策略，特别是非市场策略，在整个工业化时期，有效传播的高昂资本成本抑制了这些策略的功效。

信息和文化生产主要有三类投入。第一类是现有的信息和文化。我们已经知道，现有信息是一种非竞争性商品，也就是说，它在任何特定时刻的实际边际成本都是零。第二大成本是感知环境、处理及传递新信息的机械装置的成本。这种高成本是工业模式的典型特征，但在计算机网络中已大大降低。第三个因素是人类的交流能力–从现有的信息和文化资源中获取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对与我们交谈的其他人有意义的新见解、符号或表述所需的创造力、经验和文化意识。鉴于现有信息的零成本，以及通信和处理成本的下降，人的能力成为网络信息经济中最主要的稀缺资源。

然而，人类的交流能力是一种输入，与印刷机或卫星等输入的特点截然不同。它为每个人所拥有，不能从一个人 “转移 “到另一个人，也不能像许多机器一样聚集在一起。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的，尽管量和质各不相同。个人的能力，而不是聚集金融资本的能力，成为我们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经济核心。其中一些人的能力目前并将继续通过创意劳动力市场进行交易。然而，由于摆脱了物质资本的束缚，具有创造力的人类可以更加自由地参与广泛的信息和文化生产实践，要知道在这之前，人们想要生产信息，除了创造力、经验、文化意识和时间之外，还需要几百万美元才能参与。我们的朋友之间，又或者是我们生活的邻里社区之间，彼此交流思想、见解和表达是无处不在的，这些都没有以市场为媒介。在实体经济中，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入经济生产系统之外的空间。然而网络信息经济的承诺就是将这种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带入我们的经济和生产生活之中。

我们来做个小实验。想象一下，你正在和我一起进行网络搜索。想象一下，我们使用谷歌作为搜索引擎，而我们要做的是回答一个六岁好奇宝宝关于维京船的问题。我们坐在电脑前，输入 “维京船 “的搜索请求，会得到什么呢？第一个网站是加拿大的，包括一系列资源、论文和工作表。纽芬兰甘德学院（Gander Academy）的一位有心的小学教师似乎把这些内容收集汇总在了一起。他就不同的问题撰写了文章，并链接到许多个人和组织主办的网站，如瑞典博物馆、geocities 上的个人网站，甚至还链接到一个专门销售航海复制品的商业网站上的维京船复制品的实体照片。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乔-爱因斯坦（Joe Einstein）模式的网站，它指向其他网站，而其他网站又使用乔-爱因斯坦Joe Einstein）模式或学者律师（Scholarly Lawyer）的策略。当人们继续浏览其余链接时，第一个网站上显示的这种多重信息来源就会重复出现。第二个链接指向一个名为 “维京人网络 “的挪威网站，这是一个专门编写和发表维京人短文的网络平台。它包括简短的文章、地图和外部链接，如《科学美国人》上的一篇文章。”要成为会员，您必须制作一份关于当地维京人的信息表，并以电子格式发送给维京网络。届时，会员的信息表将被收录到维京网络的网页中。第三个网站由一位丹麦商业摄影师维护，设在哥本哈根，其中一部分专门用于拍摄考古发现和丹麦维京船的复制品。匹兹堡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负责管理的站点排在第四。第五个网站介于业余爱好和个人独立网络出版商服务展示之间，提供与出版相关的服务。第六个和第七个是博物馆，分别位于挪威和弗吉尼亚州。第八个是一个致力于制作维京船复制品的业余爱好者团体的网站。第九个则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的课堂教学材料和教学指南。当然，如果你现在在阅读本书时进行搜索，排名会与我进行搜索时看到的排名有所变化；但我敢说，生产者的组合、范围和多样性，以及非市场生产者的相对突出地位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数字网络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提高乔-爱因斯坦（Joe Einstein）模式这个大类中更多、更多样化的非市场生产者的效率，从而提高其重要性。它使非市场战略–从个人爱好者到资金雄厚的正规非营利组织–比在大众媒体环境中更为有效。这种现象的经济学原理既不神秘也不复杂。试想一下，小学老师希望为学生编写十到二十页的维京船资料。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他需要去一个或多个图书馆和博物馆，找到有图片、地图和文字的书籍，或者自己拍照（假设博物馆允许的话），然后结合这些研究撰写自己的文字。然后，他需要选择部分内容，清除再版的版权，找到一家印刷厂将他的文字和图片放在印刷机上，支付印刷数量的费用，然后将它们分发给所有需要的孩子们。显然，如今的研究工作更加简单，成本也更低。剪切和粘贴数字化的图片和文本更便宜。根据教师所处的地理位置，这些初始步骤有可能是难以克服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在条件较差的地区，没有方便的途径获得相关书籍的教师来说，在本地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可能的，还需要做大量的旅行。即使克服了这些障碍，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要制作出看起来和摸起来都像高质量产品的材料，包括高分辨率的图片和地图，以及清晰易读的印刷品，也需要使用资本密集型设施。哪怕是制作一份这样的产品，其成本也很可能使教师放弃制作这本小册子。他最多只能制作一份油印书目，或许还能用复印机复制一些文字。现在，教师在家里或学校图书馆拥有一台电脑和高速互联网连接就可以完成这些。而其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所产生的这些内容的生产和销售成本微不足道。维护一个网站每月只需几美元。计算机本身在整个发达国家都可以广泛使用。教师制作 “小册子 “变得微不足道–只要他愿意花一些空闲时间而不是看电视或看书，就可以随时随地向世界上任何人提供更多的信息。

当你把这些非常简单的风格化事实乘以大约十亿生活在富裕到可以廉价地无处不在地接入互联网的社会中的人口时，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就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发达经济体的十亿人口每天可能有 20 亿至 60 亿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为了利用这数十亿小时，假定每个工人每周工作 40 小时，不休一次假，那么整个美国电影业和唱片业雇用的近 34 万名工人加在一起，需要工作三年到八年半的时间！除了纯粹的潜在定量能力（无论如何折算，以考虑到不同水平的天赋、知识和动机）之外，十亿志愿者还具有一些特质，使他们更有可能创造出其他人想要阅读、观看、聆听或体验的东西。他们的兴趣各不相同，就像人类文化本身一样。有些人关心维京海盗船，有些人关心投票机的完整性。有的关心晦涩难懂的音乐乐队，有的则对烘焙情有独钟。正如 Eben Moglen 所说：

“如果你把互联网包裹在地球上的每个人周围，让地球旋转起来，软件就会在网络中流动。人类的思想相互连接，他们为了彼此的愉悦和克服过于孤独的不安感而创造事物，这是人类思想的一种新兴属性”。[11]

正是这种创造和与他人交流的意愿以及共同的文化体验的结合，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想谈论一些我们认为别人也想谈论的事情，这使得今天的网络对话中有十亿潜在参与者，明天的对话中有六十亿潜在参与者，这肯定比商业工业模式要好。（娱乐）工业生产经济学的要求是前期成本高、边际成本低，所以制片人必须集中精力打造一些超级明星，并确保每个人都会收听或观看他们的节目。这就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平均计算出消费者最有可能购买的产品。只要没有更好的替代品，这个制度就相当有效。只要制作音乐或晚间新闻的成本很高，争夺头条新闻的竞争者确实很少，明星效应就能发挥作用。一旦地球上的每个人，甚至只是生活在富裕经济体的每个人和生活在贫穷国家的 10%-20% 的人们，都可以轻松地与他们的朋友和同胞交谈，竞争就会变得相对激烈。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生产和大众营销的文化产品（无论是布兰妮·斯皮尔斯还是广播新闻）不再具有继续的作用。它们依然在起作用，只是意味着更多的“利基市场”——如果它们应该被称为市场而不是对话的话——开始在我们的整个文化生产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环境中的生产经济学应该使我们预期非市场生产模式在整个信息生产系统组合中的相对显著性将会提高，而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效率的——将会产生更多的信息，并且大部分信息将以边际成本提供给用户。

信息和知识作为生产资料具有众所周知的特性（非竞争、非排他），这种特性始终使非市场生产在这一生产体系中发挥着比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有形商品更大的作用。生产和交换信息、知识和文化的物质手段成本的急剧下降，大大降低了信息表达和交换的成本，从而提高了非市场生产的相对效率。当这些事实与信息、知识和文化已成为最发达经济体的中心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事实叠加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中。传统上被置于经济边缘的社会行为已成为最发达经济体的核心。非市场行为正成为产生我们的信息和文化环境的核心。我们通过知识和文化熏陶来认识和理解世界，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些知识和文化熏陶已经不再严重依赖商业化、集中化的媒体，而是以分布更为广泛的模式进行创造，创造者不再仅仅受到广告或娱乐产品销售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