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财富：社会生产如何改变市场和自由》（中文版）(在线阅读) 第十二章

结论：信息法律与政策的利害关系

复杂的现代社会是在大众传媒和工业信息经济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增长和创新理论假定为工业创新模式占主导地位。我们关于如何在复杂社会中实现有效传播的理论核心是基于市场的专有模式，即专业的商业核心和分散的、相对被动的外围。在这些社会中，我们对人的能动性、集体商议和共同文化的概念都根植于资本密集型信息和文化生产实践的经验和实践中，这些实践强调专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并将生产与消费截然分开。我们的制度框架反映了这些信息生产和交流的概念模型，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概念已经成为现实，甚至在不需要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本书从四个经济观察点开始。第一，在我们的信息生产系统中，专有战略占主导地位这一基本概念被夸大了。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到博士课程，无不渗透着非专有的动机、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艺术和科学领域充斥着主要以社会心理动机而非市场占有为导向的自愿主义和行动。政治和神学论述完全基于非市场形式和动机。也许最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研究与开发，在大多数行业中也不是基于专有的排他性要求，而是基于效率的提高和客户关系的改善，这些都是可以捕捉和推动创新的，而不需要专有的独占战略。尽管非专有生产在信息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但承认其重要性所需的概念上的细微差别却与财产和市场是一切增长和生产力的根源这一日益占主导地位的论点背道而驰。部分由于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冲突，部分由于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在理论上的优越性，政策制定者及其顾问在 20 世纪末开始相信，信息和创新的财产就像手表和汽车的财产一样。定义越清晰，执行越严格，越接近完美的专有权，就越能获得更多的生产量。这种概念模型的主导地位不断上升，再加上工业模型生产商的寻租游说，使创新和信息生产的制度生态相当迅速地大幅向专有模型倾斜。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对专利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加强并扩大了专有权的范围。版权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得到大幅扩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再次得到扩展。商标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了大幅扩展。在这些年中，其他相关权利也得到了创立和加强。

第二个经济观察是，这些权利的扩大是有操作性的，从实际情况来看是这样， 是以专有的生产模式，来对非生产模式进行征税。它使得所有人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更高，同时只提高了某些人的可占有性。例如，引入软件专利可能有助于那些依赖成品软件销售的软件行业三分之一的参与者。但它显然提高了成本，并没有为基于服务和关系的行业三分之二的部分增加好处。实际上，独家权利的范围和影响的大幅度增加，已经对非专利生产者的运营条件产生了不利影响。大学已经开始寻求专利并支付版税，这阻碍了过去典型的信息共享实践。那些实际上并不依赖于主张专利来构建其商业模式的企业，发现自己在巨大的成本下积累了大量的专利组合，仅仅是为了抵御那些试图通过诉讼来敲诈他们的人的威胁。像《Eyes on the Prize》这样的老纪录片，由于清理每一段镜头或偶然被摄像机捕捉到的商标的权利的成本和复杂性，多年来一直未对公众展示。新的纪录片需要比仅仅支付其创作成本所需的资金多得多，因为清理新扩展的权利的成本。

第三个经济观察是，信息处理、存储和通信的基本技术使得非专利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和效率的提升。无处不在的低成本处理器、存储介质和网络连接性使得个人，无论是独立还是与他人合作，实际上都变得可行，以社会互惠、再分配和共享的模式创造和交换信息、知识和文化，而不是基于专有的、市场生产的方式。信息生产的基本物质资本需求现在掌握在全世界大约十亿人的手中，这些人或多或少地无缝连接在一起。这些物质条件赋予了个人新的实际行动自由。如果一个人或团体出于任何原因希望启动一个信息生产项目，那么这个团体或个人不需要筹集大量资金来获取必要的资本。在过去，获取资金的必要性限制了信息生产者必须寻找基于市场的模式来维持投资，或者获得政府资金。反过来，资金需求使生产者要么服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大众市场的需求，要么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议程。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使得非市场部门、非营利部门，以及最根本的，个体的出现，具有了更大的意义。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经济观察描述并分析了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的兴起。从自由和开源软件到维基百科和SETI@Home，这些现象集群对传统关于信息生产经济学的思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确实如此，它挑战了对市场生产和非市场生产相对角色的经济理解。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现象看作不是例外、怪癖或短暂的时尚，而是交易形式及其与生产技术条件关系的基本事实的体现。认为我们只有两种基本的自由交易形式——基于财产权的市场和层级化的公司组织，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我们有三种，第三种是社会分享和交换。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同事和邻居都在实践它。我们共同生产并交换经济商品和服务。但我们在经济普查中并不计算这些。更糟糕的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中也不计算它们。我认为，社会生产被推向先进经济体的边缘的原因是，钢铁和煤炭经济的核心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使得市场、公司或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信息经济的第一阶段的出现，现有的信息和人类的创造力——每一种都是具有与煤炭或钢铁根本不同的经济特性的“商品”——成为了重要的输入要素。然而，生产的组织仍然遵循工业模式，因为信息的生产和交换本身仍然需要高资本成本——一台机械印刷机、一个广播站，或者后来，一台IBM大型机。当前网络化的信息经济阶段是在高资本成本的障碍被消除时出现的。通信和创造的总资本成本并不一定下降。然而，资本投资变得广泛分散，以小额形式存在，由网络中连接的个人所拥有。我们来到了一个阶段，其中最先进的经济体的核心经济活动——信息的生产和处理——可以通过汇集由广泛分散的个人和团体拥有的实物资本来实现，这些人已经为个人、家庭和小型企业使用购买了资本手段。然后，人类的创造力和现有信息成为了主要的剩余核心输入。一些新的、根本不同的事情开始发生。人们开始将他们在客厅或电梯中练习的行为——“来，让我帮你一把，”或者“你觉得昨晚的演讲怎么样？”——应用到那些在二十世纪一直按照福特和通用汽车的模式解决的生产问题上。当通过这个视角来观察时，同行生产的兴起既不神秘也不多变。它在二十一世纪初信息生产的目标和物质条件下，与二十世纪初装配线的条件一样，是合理和高效的。人类创造力的汇集以及计算、通信和存储能力使得非市场动机和关系在信息环境的生产中发挥了比过去几十年，甚至可能长达一个半世纪以来更大的作用。

我们作为个体、公民、文化生物和社会人所处的信息环境的产生方式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这触及了我们基本自由主义承诺的核心。信息与传播是自治的核心要素，也是公共政治话语与决策的核心要素，传播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单位。广义上讲，文化和知识构成了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上其他人的基本参考框架。对于任何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 任何以关注个人及其与他人交往时成为自己生活的创造者的自由为出发点的理论——而言，个人和社区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基本问题对于描述制度、社会和政治系统的规范价值的项目至关重要。独立地，在以信息和创新为中心的经济背景下，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还取决于我们如何产生信息和创新，以及如何传播其实施。非专利生产发挥重要作用的出现为改善全球人类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策略。信息经济中的生产力可以在没有排他性的情况下持续下去，而排他性使得知识、信息及其有益的实施难以在最富裕的国家和社会群体之外传播。我们可以详细而具体地说明，为什么非市场、非专有生产的出现，以及其在工业信息经济中发挥的更重要的作用，可以在不牺牲生产力的情况下（事实上，同时提高了生产力）在自由和正义领域带来改善。

从个人自主的角度来看，网络信息经济的出现提供了一系列明显的改进，包括我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我们能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程度，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范围及其可能的结果，以及我们为追求我们的选择可以寻求进入的合作企业范围。它使我们能够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它使我们能够与对与我们分享的特定结果感兴趣的人建立松散的联系，使我们能够提供和探索比我们自己或仅与拥有长期紧密联系的人合作所能实现的更加多样化的学习和表达途径。通过创建无人拥有，也无法做到独家控制的信息源和通信设施，网络信息经济消除了基本通信手段的所有者和核心文化形式的生产者操纵那些依赖信息和通信的人的一些最基本的机会。它并不能消除一个人试图将另一个人作为客体进行行动的可能性。但它消除了结构性限制，这些结构性的限制使得人们在不受他人行动影响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交流。

从民主话语和参与式共和国的角度来看，网络信息经济提供了公共领域的真正重组。当今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处于萌芽阶段外，现代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在以大众传媒为公共领域核心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大量系统而广泛的文献探讨了商业大众媒体作为公共领域核心的基本局限和优势，而网络化公共领域的出现正在弱化甚至解决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最基本缺陷。它削弱了商业大众媒体所有者及其付费用户的权力。它提供了一种更为多样化和政治动员性的传播渠道，而商业大众媒体的传播渠道只有少数发言人和大量被动接受者。可以听到更多个人和社区的观点。也许最有趣的是，同侪生产现象现在正在进入公共领域。它允许网络中松散联系的个人履行大众媒体的一些基本和核心功能。我们看到非市场化、分布式、协作性的调查性新闻、批判性评论以及政治动员和组织平台的兴起。我们正在见证协同过滤和认证的兴起，这使得参与公共讨论的个人可以自己决定信任谁、质疑谁的言论。

对于互联网促进民主和自治的说法，常见的批评集中在信息过载和碎片化上。我们在网络环境中看到的是自我意识的同行生产努力与人类大型系统的突发特性的结合，这些结合避免了那种令人不快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实践已被采用，这些实践在无需重新创建大众媒体模式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合理、明确方向且连贯的信息环境。有一些有组织的非市场项目用于进行过滤和认证，从开放目录项目到邮件列表，再到志同道合的人，比如 MoveOn.org。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互相指点和联系的文化实践；那是一种“来，你自己看看，我觉得这很有趣”的文化。观察他人对有趣和有价值的判断，并根据自己的兴趣判断谁与自己有共同点，谁的判断更合理，这一基本模式创造了一种网络和互联网的链接和使用模式，这种模式比嘈杂的混战环境有序得多，而且不像大众媒体环境那样层级森严、由少数人控制。事实证明，我们并不是智力上的旅鼠（lemmings）。只要我们有自由参与创造我们自己的信息环境，我们就不会陷入巴别塔的情形，也不会复制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等级制度来避免这种情况。

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文化和社会的概念比自治和民主占据着更微妙的地位。因此，将信息生产和交换的变化对这些领域的影响作为自由社会的方面进行映射更为复杂。对于文化，至少可以说，网络信息环境使文化变得更加透明，我们每个人都“占据”着文化，我们的感知、观点、理解结构无时无刻不在嵌入文化之中。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文化的居民来说，这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显得更模糊或更不透明。在网络化信息环境中，随着个人和团体利用其新获得的自主权，通过现有的文化形式进行个人和集体表达，这些形式变得更加透明——无论是通过实践还是通过批判性审查。大众媒体电视文化鼓励被动消费精致的成品。民间文化的出现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新近焕发活力的文化——由个人和团体创造，而不是由专业人士被动消费——既提供了更广泛的文化形式和实践，也提供了一个受过更好教育或更有实践经验的文化“读者”群体。自由主义理论不愿简单地忽视文化构建意义、个人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的事实，从这一角度来看，更加透明、更具参与性的文化生产体系的出现，是对二十世纪商业化、专业化大众文化的明显改进。在社会关系领域，互联网所带来的自治程度和松散的联合对于实现自治、民主和批判文化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也引发了人们对网络环境将如何进一步削弱社区和团结的担忧。然而，正如反巴别塔论一样，我们似乎并没有进一步利用互联网来分化我们的社会生活。互联网正开始取代二十世纪的远程媒体——电视和电话。由于这种部分置换，我们观察到的新使用模式表明，大部分网络使用侧重于增强和深化现有的现实世界关系，以及增加新的在线关系。过去人们通过电视被动接收标准化成品的时间，现在被转移到在紧密和松散的社会关系中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共同制造。此外，将他人（包括陌生人）视为潜在合作伙伴的基本经验有助于加深社会纽带感，而不仅仅是标准化产品的共同消费者。对等生产可以提供与远程其他人建立相当紧密联系的新领域。

在自由社会中，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创新和交流能力是自由社会自由成果的核心，同样，这些能力也是我认为在正义和人类发展方面可能取得的主要进步的基础。从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角度来看，有可能在市场之外获得更多人类福利的基本要求，以及成为一个具有生产力、自力更生的个人所必需的能力，这就使获得这些基本要求和能力的机会不受财富分配偶然性的影响。从更实质性的角度来看，信息和创新是人类发展丰富内涵各个方面的核心组成部分。信息和创新是人类健康的核心–在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和使用方面。它们是人类学习和发展任何个人所需的知识的核心，而这些都可以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众所周知，它们也是物质福利增长的核心，而且五十多年来一直如此。在所有这三个方面，一个不以排他性为基础、不需要通过独占来为自身提供动力的非市场生产的重要部门的出现，有助于全球人类的发展。在发达经济体中，信息专有权是一种对获取信息设置障碍的工具，同样的经济特征也使信息专有权成为对技术后来者征税的一种形式。大多数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缺乏的不是人的创造力，而是获得创新的基本工具。在许多领域，创新和信息生产所需的材料成本正在迅速下降，因为越来越便宜的计算机和通信系统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但是，对现有创新工具和信息资源的专有权仍然是中低收入国家创新、教育以及使用信息嵌入工具和产品的重大障碍。随着新的信息和知识生产战略将其成果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使用和继续创新，网络信息经济可以开始为改善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自由软件和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标准在信息技术领域发挥着积极地作用。我们开始看到它在全球各地的学术出版、原始信息和教育材料（如多语种百科全书）中出现。在农业研究、生物农业创新领域，以及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我们开始初步看到基于开放共享的创新模式和同行生产的涌现。这些还只是早期的例子，说明网络信息经济能够产生什么，以及它如何（哪怕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促进全球人民过上健康长寿、受过良好教育和物质充足的生活。

如果说网络信息经济确实是现代社会在所有这些方面的一个重要拐点，那是因为它打破了专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在知识、信息和文化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个拐点很难说没有争议。这很可能导致财富的大幅重新分配，同样重要的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一方面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和商业模式转移到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混合体中，另一方面企业重新塑造其商业模式，以利用新的生产性社会关系，并为其建立工具和平台。实际上，这里所描述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变革并不是由技术进步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计算制造技术，特别是存储和通信技术的偶然性，为我们的信息生产和交换系统的重大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技术条件。市场、技术和社会实践的实际结构因计算机通信网络的引入而变得不稳定，现在正成为一场大规模、分散的制度之争的主题。

我们看到，在数字网络环境的物理组件的组织和法律能力方面正在发生激烈的争夺战。是否所有宽带基础设施都将归私人所有？如果是这样，所有者将有多大的控制余地来选择某些信息而不是其他信息？相反，我们是否会允许开放式无线网络作为一种首先和最后的基础设施出现，由其用户拥有而不受任何人控制？有线基础设施中更多私人所有权的推动，以及好莱坞和唱片业要求数字设备机械地遵守尊重专有权标准的推动，都在促使技术和组织设计朝着更有利于专有战略的封闭环境发展。开放式无线网络和目前成功的大型设备公司（尤其是个人电脑）使用开放式标准的商业模式，都在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提供最终用户设备的公司大多致力于使自己的产品对用户尽可能有价值，因此倾向于提供通用平台，供用户选择部署。因此，这些产品既可用于市场行为，也可用于社会行为；既可用于专有消费，也可用于生产性共享。

在逻辑层，一方面是技术界的开放标准伦理、自由软件运动的兴起及其非政治化的表亲–开放源码开发实践，另一方面是加密黑客和一些点对点技术背后的反权威驱动力，这些都在推动开放的逻辑层以供所有人可以使用。内容产业为使互联网便于管理所做的努力–最明显的是《数字千年版权法》和微软公司对桌面电脑的持续支配，以及法院和立法机构试图杜绝破坏版权的技术的意愿，即使这些技术显然对那些为了不支付 CD 费用而复制最新歌曲毫无兴趣的用户大有裨益–是对使用网络通信所需的逻辑资源的自由进行制度性限制的主要力量。

在内容层–现有信息、知识和文化的世界–我们观察到法律领域出现了相当系统化的趋势，但在社会领域却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反趋势。在法律上，我们看到专有权所有者的控制在不断加强。版权时间被延续的更长，匹配于更多的用途，且被解释为深入到有价值用途的每一个角落。商标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具侵略性。专利已扩展到新的领域，并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改变制度生态，使之有利于建立在排他性专有权要求基础上的商业模式和生产实践；如果这些法律得到扩展、遵守和执行，这些公司就会进行游说，以收取巨额租金。然而，过去几年的社会趋势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些正是网络信息经济的趋势，是非市场化生产的趋势，是共享伦理增强的趋势，也是参与实践社区的雄心壮志增强的趋势，这些实践社区生产了大量的信息、知识和文化，以供他人自由地使用、共享、以及用于后续的创造。

政治和司法压力正在形成一种明显倾向于专有商业模式的制度生态，这与本书所述的新兴社会实践形成了正面交锋。一个富含社会生产实践的网络信息经济要想蓬勃发展，就需要一个核心的共同基础设施，即一套开放供所有人使用的信息生产和交流所需的资源。这就需要有物理、逻辑和内容资源来制作新的声明，并对其进行编码以便通信，进而呈现和接收它们。目前，这些资源的来源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既有计划内的，也有计划外的。一些方面来自于非常不同行业轨迹的偶然性，这些行业在非常不同的监管框架下运作：电信、个人电脑、软件、互联网连接、公共和私营部门信息以及文化出版。有些来自于或多或少普遍采用的可疑合法性或完全非法性的做法。点对点文件共享包括数千万互联网用户实施的许多完全非法的行为。但是，简单地使用引文、片段和混合搭配的创作实践，可能属于，或者越来越多地不属于范围越来越小的合理使用范畴，也在为非市场生产注入新的动力。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采用 common based 的做法，将其作为信息生产和交流的一种模式。自由软件、“共享创意”、公共科学图书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关于免费发表论文的新指南、新的开放式存档实践、图书馆员运动以及许多其他实践共同体正在将偶然的事实发展成为一场自觉的社会运动。随着现有信息和文化领域逐渐被这些自由共享运动中产生的信息和知识所占据，并按照开放许可技术的模式获得许可，与专有领域的冲突问题将逐渐消失。 二十世纪的已经产生的材料仍将是一个摩擦点，但二十一世纪的材料现在似乎越来越多，其来源也乐于与未来的使用者和创作者分享。如果这种社会文化趋势长期持续下去，内容资源的获取对非市场生产的阻碍将越来越小。

制度生态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错综复杂。目前还很难预测，工业信息经济生产者的持续努力是否会成功地使更多的制度转向专有生产。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一场比 20 世纪 90 年代更重要的社会运动，抵制当前进一步封闭信息环境的努力。这场社会运动得到了大型富裕工业企业的支持，它们调整了自己的商业模式，成为新兴非市场部门的平台、工具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并与之并肩作战。例如，IBM、惠普（Hewlett Packard）和思科（Cisco）可能会与 Public Knowledge 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并肩作战，努力阻止立法要求个人电脑遵守好莱坞制定的复制保护标准。当好莱坞起诉文件共享公司 Grokster，并要求最高法院扩大用于侵犯版权的技术制造商的共同责任时，它发现自己与英特尔、消费电子协会、Verizon、SBC、AT&T、MCI 和 Sun Microsystems 提交的法庭之友书状，以及自由软件基金会、美国消费者联合会、消费者联盟和 Public Knowledge 提交的书状形成了鲜明对比。

即使有利于 “圈地 ”的法律确实在一个甚至许多司法管辖区获得通过，也不完全清楚法律能否单方面扭转这一结合了强大的技术、社会和经济驱动力的趋势。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现有者的论点似乎在道义上最有说服力、在法律上最成功的点对点网络领域，阻止变革的浪潮也是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在网络信息环境中，比特是信息流的一部分，要想通过立法消除这一事实，以维护将特定比特集合作为离散成品出售的商业模式，可能根本无法实现。尽管如此，法律限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和个人所决定营销和使用的参数。不难想象，如果认为 Napster 是合法的，那么它现在所覆盖的互联网用户人数将远远超过现在实际使用文件共享网络的用户人数。在政策和道德诉求方面，现任者的诉求要脆弱得多，例如反规避装置的法律保护或合理使用的收缩，能否在这些领域复制同样的适度成功来塑造行为，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无论如何，讨论网络环境的制度生态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为了提供一个道德框架，以理解我们在过去十年中所看到的多种多样的政策之争，毫无疑问，这些政策之争还将持续到未来很久，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回归本质，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变之中，即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单独或与他人一起采取行动，来塑造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与我们共享这个世界的其他人的理解。社会实践模式作为工业经济背景下的经济活动，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压制，但现在却比一个半世纪以来显得越发的重要。有了它们，先进经济体和全球各地的自由承诺的核心内容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以 Common-based 的信息生产，即以非专有形式生产信息的个人和松散联合的兴起，与 20 世纪的工业信息经济相比，是一种真正的革命。它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市场型企业如何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新出现的现象，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IBM 采用开放源码，Second Life 采用用户创建的沉浸式娱乐，或者开放源码技术集团作为 Slashdot 开发平台。我们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些企业决定利用书中的各种伎俩来对抗新的变化，还有一些伎俩，比如在点对点网络中注入损坏的文件，这些并没有在书中提及。法律和法规是我们新兴信息生产系统形态之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当我们观察这些争斗时；当我们以公民、游说者、律师或活动家的身份参与其中，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信仰时；当我们以立法者、法官或条约谈判者的身份执行这些法律争斗时，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规范性利害关系。

我们有机会改变我们创造和交流信息、知识和文化的方式。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让 21 世纪成为一个为个人提供更多自主权、为政治团体提供更多民主、为社会提供更多文化自我反思和人际交往机会的世纪。我们可以消除一些阻碍物质机会的交易障碍，改善各地人类发展状况。也许这些变化将成为真正向更加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转变的基础。也许它们只会以明确但较小的方式改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任何重视人类福祉、发展和自由的人都会拥抱网络信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