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财富：社会生产如何改变市场和自由》（中文版）(在线阅读) 第二部分

私有财产和共同财产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社会如何创造自己的信息环境是自由的核心所在。谁有权对谁说什么？世界现状如何？什么是可信的信息？不同形式的行动将如何影响世界的发展？这些问题涉及人类有效行动的基础。它们决定了个人所理解的可供其选择的范围，以及其行为的后果范围。它们决定了在一个社会中什么被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什么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集体目标或集体行动路径。它们决定了谁的观点会被计入集体行动，谁的观点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引入到我们作为政治实体或社会团体应该做些什么的辩论中。自由取决于这些个人和社会所处的信息环境。信息是个人自主的基础。 信息和交流均是重要的实践，它使一个社区能够对利害攸关的问题和可以选择的道路形成共同的认识。它们是决定集体行动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的组成部分。如果社会能够将新兴的网络化信息经济嵌入到一种制度生态中，以适应非市场生产（包括个人生产和合作生产），那么社会成员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自由度都将得到提高。

网络信息经济使个人更有能力为自己做事，也更有能力自己做自己的事，与大众传媒文化相比，他们更不容易受到他人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系列新的技术、经济、社会和制度关系的出现，可以提高每个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方面所能发挥的相对作用。网络化信息经济也有望为公众辩论提供一个更有力的平台。它使公民能够持续、普遍地参与公共对话，不是被动地接受专业谈话者的 “公认智慧”，另外也会积极地参与在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多个层面开展的对话。个人可以更多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并更有效地与他人分享。他们可以查证他人的说法，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说法，还可以让其他人，无论是志同道合者还是反对者，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更基础的集体理解层面上，从工业经济到网络信息经济的转变增加了个人在创造自己的文化环境方面的积极参与程度。它为建立一种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文化提供了可能。

与信息生产与自由的关系不同，信息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公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内在的。然而，知识在当代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使得信息生产方式的改变对司法也很重要。网络化信息经济可以为全球发展以及改善各地机会和能力分配的公正性提供机会。今天，个人、社会群体或国家的经济机会和福祉取决于知识状况以及学习和应用实用知识的机会。运输网络、全球金融市场和机构贸易安排使得物质资源和产出能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效地从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流向另一个角落。现在，经济福利和增长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和社会组织，而不是自然资源。知识转让和社会改革可能比任何其他变化都更能影响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同部分的经济机会和物质发展，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欠发达经济体。在网络信息经济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非市场部门，这为更好地利用知识和信息提供了机 会，因为知识和信息是发展中和欠发达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中较贫穷的地理和社会部门投入，也是它们的信息产出。更好地获取知识和出现较少依赖资本的生产性社会组织形式，为网络信息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将为在全球和地方范围内改善经济公正带来机遇。

互联网将带来更大的自由和全球公平，这一基本直觉和大众信念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存在。这是技术爱好者们的基本信念，就像网络色情、网络犯罪或网络恐怖主义的恐怖一直是技术恐惧者痛彻心扉的标准恐惧一样。这种技术性的反应让人想起过去对电力、无线电或电报的宣称，那时，最具代表性的表达是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所描述的 “电力崇高的神话”。本书这一部分要探讨的问题是，从过去十年的经验来看，这种说法能否在仔细分析后站得住脚，或者它是否又是一长串技术乌托邦主义中的一个例子。或许历史上的技术乌托邦过于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否定他们，事实上，技术大大了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活条件，包括物质、社会和智力上的。它们确实做到了，但在不同的社会中，它们的做法各不相同，而且与附着在它们身上的社会乌托邦也不尽相同。不同国家吸收和使用这些技术的方式各不相同，不仅在社会和文化习惯上存在差异，而且在采用这些技术的制度战略上也存在差异–有些国家更加以国家为中心，有些国家则更加以市场为基础；有些国家更加受控，有些国家则不那么受控。如果乌托邦式的或至少是最佳情况下的新兴条件概念有助于正确判断新兴网络信息经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并使我们能够对其意义形成规范性概念，那么这些概念就是有价值的。至少，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我们的制度来应对当前的技术动荡，以便在未来几十年里改善自由和正义的条件。

本部分各章侧重于自由主义的主要承诺或关注点。第 5 章讨论个人自主问题。第 6、7 和 8 章涉及民主参与：首先是政治公共领域，然后是更广泛的文化建设。第 9 章讨论正义与人类发展。第 10 章探讨了网络信息经济对传统共同体（Community）的影响。